#68. 童年的文化：我们几乎摧毁了它（已认领）
原文：#68. The Culture of Childhood: We’ve Almost Destroyed It
远离成人，与同伴为伍，孩子们方能学到最宝贵的处世之道。
2025 年 3 月 6 日
亲爱的朋友们，
大自然母亲为儿童的发展设定了一套程序，其中一部分，便是在他们大脑中植入了一种强烈的驱动力——去与别的孩子共度大量时光，远离成年人。世界各地的孩子都天然地被其他孩子所吸引，他们关注同伴，努力融入，并渴望掌握同伴们所做所知的一切。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种驱动力在儿童的教育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成年人不按年龄隔离孩子的环境中，孩子们会与各个年龄段的同伴交往。在混龄群体中，年幼的孩子通过与年长者的互动来学习技能、提升思维，而年长者则通过与年幼者的互动来锻炼领导力和关爱他人的能力（更多详情，请参阅信函 #10 和 #11）。
我最初对儿童自然的混龄互动所具有的发展价值产生兴趣，始于我和我的一位研究生在一家民主学校所做的观察性研究。在那所学校，从 4 岁到十几岁的学生，每天都可以不分年龄地自由交往。我们观察并记录下了这种交往的诸多益处（Gray & Feldman, 2004）。随后，我对曾在狩猎-采集社会生活和研究过的人类学家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在那些社会中，孩子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混龄群体中与其他孩子一同玩耍和探索，基本远离成人，而且那里的成年人似乎也明白，这正是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方式（Gray, 2012）。
研究过其他传统文化中儿童的人类学家，也曾描述过儿童参与混龄群体是他们社会化和教育的主要途径（例如 Lancy 等人, 2010; Eibl-Eibesfeldt, 1989）。在讨论这类研究时，儿童发展专家朱迪斯·哈里斯指出，那句流行的非洲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是正确的，但其含义与西方通常的理解不同。用她的话说：「之所以需要一个村庄，并非因为它需要足够数量的成年人来将犯错的年轻人引回正途，而是因为在一个村庄里，总有足够多的孩子来组成一个游戏团体」（Harris, 1989, p 161）。
我与朋友们在 1950 年代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的童年，在许多方面都与传统社会中的孩子相似。我们得上学（那时的学校远没有今天这么重要），得干家务，有些人还有兼职，但我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仍然是与其他孩子在一起，远离成年人。我家频繁搬迁，每到一个新的村庄或城市社区，我都会发现一种略有不同的童年文化——有不同的游戏、不同的传统、略有差异的价值观，以及不同的交友方式。
每当搬家，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摸清我新同伴群体的文化，以便能融入其中。我天性害羞，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个优势，因为我不会贸然闯入，自取其辱。我总是先观察、研究，练习那些我发现对新同伴很重要的技能，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加入游戏，结交朋友。20 世纪中期，研究者们描述并记录了在欧洲和美国的社区中存在的许多童年文化（Corsaro & Eder, 1990; Opie & Opie, 1969）。「童年的文化」，曾一度成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热衷的研究课题。
对文化感兴趣的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在任何一个社区，都至少存在两种文化：成人的文化和儿童的文化。当然，两者从未完全独立。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随着孩子长大，他们会逐渐离开童年的文化，进入成人的文化。儿童的文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实践文化」。在其中，孩子们尝试各种为人处世的方式，实践、修正并发展成人文化中的技能和价值观。他们有时模仿成人文化，有时刻意蔑视，有时则加以嘲弄。在这些行为中，他们实际上是在演绎自己对长辈行为的看法和反应。这都是大自然母亲帮助他们成长的方式。他们并非盲目地模仿成人，而是在童年的文化中，通过亲身扮演来评估这些范例。
人类学家科林·特恩布尔对非洲刚果地区姆布蒂狩猎-采集者儿童文化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他注意到，无论部落在哪里扎营，孩子们都会在离主营地有一定距离（远到成年人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地方，模仿成年人的茅屋，建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屋。在那里，他们有时会开玩笑地重演，并试图改进他们在成人世界里听到的辩论和争论。以下是特恩布尔的原话（1982, pp 142-143）：
「这可能始于模仿孩子们在主营地目睹的一场真实争端，也许就在前一晚。他们会各自扮演角色，模仿成年人。这几乎是一种评判：如果成年人通过交谈化解了争端，孩子们在模仿过一次后，很可能就不再玩了。然而，如果孩子们发现任何可以改进之处，他们便会加以探索；如果成年人的辩论很笨拙，导致那晚所有人都憋着一肚子气睡觉，那么孩子们就会试图证明他们能做得更好。如果做不到，他们便会转而进行嘲弄，一直演下去，直到所有人都笑得在地上打滚，近乎歇斯底里。而这，恰恰是成年人世界里许多最具潜在暴力和危险的争端最终被解决的方式。」
有些道理，孩子教的比大人好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写道：「我付钱给老师，但真正教育我儿子的，是他的同学们。」他一语中的。有许多宝贵的道理，孩子们从同伴那里学得远比从成年人那里好。以下便是其中一些。
真诚的沟通
至少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成年人对待孩子常常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居高临下，而且往往不诚实。比如，一个成年人指着一辆红色的玩具消防车，问一个三岁的孩子：「这是什么颜色？」这不是一个真诚的问题，除非这位成年人是盲人，否则他清楚得很。一个孩子绝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而在学校里，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老师在课堂上提出的大部分问题，都是不真诚的。老师们知道答案（或者自以为知道，因为他们在教师用书上看过），所以提问并非真正的提问，而是一场测试。
再比如，一个成年人看着孩子的信手涂鸦，夸赞道：「哦，太美了，你真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孩子们之间从不会给予如此虚假的赞美，除非是在讽刺。即便孩子长大了，成年人与他们交流的方式也常常暗示着，要么大人是傻瓜，要么孩子是傻瓜，而且他们的评论往往更多是为了教导或控制孩子，而非真正地分享或理解孩子的想法。
幼儿之间的沟通，主要发生在游戏的情境中，且具有真实的意义。他们会商量玩什么、怎么玩，会讨论规则，会争论什么是公平的。在角色扮演游戏中，他们会即兴说出符合角色身份的话。相比于孩子们通常与成年人进行的那些「对话」，这才是对未来成人间交流更好的练习。一项研究记录了学龄前儿童在不同场景下的发声，结果显示，当他们在同伴间进行角色扮演游戏时，其语言的复杂性和意义性，远高于在老师主导的活动中或围桌吃饭时（Fekonja et al., 2005）。
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尤其到了青少年时期，他们与同伴的交流更多地触及生活中的真实情感与挣扎。他们可以对朋友坦诚相待，因为朋友不会像父母或其他成年人那样反应过度并试图控制。他们想谈论自己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但不希望有人利用这些问题作为又一个借口来压制他们。在很多方面，他们可以信任朋友，却无法信任父母或老师。
独立与勇气
童年的终极目标，是摆脱对父母的依赖，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早在两岁——那个最爱说「不」的「可怕的两岁」——孩子们便已明确地走上了这条路。到四岁或稍晚些，大多数孩子都渴望至少在某些时候能离开父母和成人，这样他们就能自己做决定，与同伴交往，而不受无谓的干涉。
作为独立的一部分，儿童的文化常常将自己置于成人文化的对立面，这往往是刻意且具有适应性的。即便是年幼的孩子，也会开始使用屎尿屁之类的「脏」话，公然蔑视成人的指令。他们乐于嘲弄成年人，并想方设法地违反规则。例如，当学校开始禁止携带即便是无害的玩具武器入校时，一些孩子便开始把微型玩具枪和塑料刀藏在口袋里带到学校，并偷偷地相互展示，为自己违反了一条毫无意义的成人规则而自豪（Corsaso & Eder, 1990）。
获得独立的一部分，是获得勇气——面对每个生命中都无法避免的挑战与危机的勇气。在他们的游戏团体中，在远离成人的地方，世界各地的孩子们都以一种成年人看来危险并可能会阻止的方式玩耍（参见信函 #8）。他们玩锋利的刀具和火，爬上高树，并相互怂恿着爬得更高。在角色扮演游戏中，幼儿们想象自己与巨魔、女巫、恶龙、豺狼以及各种捕食者和杀人犯周旋。在所有这些游戏中，孩子们都在学习如何管理恐惧——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对于任何想在现实生活的危险面前安然无恙的人来说都是如此。孩子们有时也会在游戏中对彼此生气，而在没有成人干预的情况下，他们学会了如何以不破坏友谊的方式来处理愤怒。
在同伴间的游戏中，孩子们必须自己创造活动、解决问题，而非依赖一个强大的权威人物来代劳。这是远离成人玩耍的一大价值所在。在这样的游戏中，他们必须，可以说，自己「扮演」成人，正因为没有成人在场。游戏，是为成年生活所做的演练。而当成年人介入并试图帮忙时，他们便破坏了游戏的这一重大意义。
创造规则并理解其真谛
成人游戏与儿童游戏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成人通常遵守固定的、预设的规则，而儿童则普遍认为规则是可以修改的。当成年人玩棒球、拼字游戏或几乎任何游戏时，他们都遵守或试图遵守「官方」规则。相比之下，当孩子们玩耍时，他们常常自己创造规则或随时修改（Youniss, 1994）。即便是玩棒球或拼字游戏这类有固定规则的游戏，如果没有成人在场强制执行官方规则，情况也是如此（关于拼字游戏的一个有趣例子，请参阅我在此的文章）。这正是儿童游戏通常比成人游戏更具创造性的原因之一。远离成人的儿童社交游戏，能以一种成人参与时难以实现的方式，来培养创造力。
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1932）很久以前就指出，儿童在与同伴玩耍时，能形成对规则更复杂、更有用的理解。与成人在一起时，他们得到的印象是规则是固定不变的，来自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可更改。但当孩子们只与同伴玩耍时，由于彼此关系的平等，他们敢于挑战对方关于规则的想法，这常常会引发协商和规则的改变。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懂得，规则并非神圣不可侵犯，而是人类为了让生活更公平、更有趣而设计的约定，当它们无法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便可以被修改。这一重要的领悟，是民主社会的基石。
在成人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创新
即使在与成人文化相区别的同时，孩子们也会将成人文化的特征引入自己的文化中。他们会经常将从成人世界观察到的活动和价值观，融入到自己的游戏中。这便是为何狩猎-采集文化中的孩子会玩狩猎和采集的游戏，农耕文化中的孩子会玩农耕的游戏，而我们文化中的孩子会玩电脑。这也是为何狩猎-采集文化中的孩子不玩竞争性游戏（因为他们的成人文化排斥竞争），而我们社会中的孩子会玩竞争性游戏（尽管激烈程度不及有成人参与时）。
孩子们并非简单地模仿成人的行为，而是会去诠释他们所观察到的，尝试各种变体，并以此来理解其意义。儿童的游戏总是充满创造性。在游戏中，他们试验着源自成人世界的主题的、新颖的、创造性的变体。这正是每一代新人得以在其父母辈的文化基础上不断发展，而非简单复制的原因。
孩子们天生就会被他们成长世界里的最新创新所吸引。成年人常常对这些创新持怀疑态度，但孩子们却欣然接受。我们今天在孩子们学习最新电脑技术的热情中便能看到这一点，他们在这方面常常领先于父母。儿童的文化，非常自然且极具适应性地，聚焦于对他们即将进入的世界至关重要的技能，而非他们父母成长时期的那个世界。每一代成年人似乎都在抱怨，他们的孩子不像他们小时候那样玩耍了（参见信函 #62）。这又是孩子们在玩耍时总想躲开成人的另一个原因。
学会与人平等相处
影响成人与儿童互动的主要差异在于权力。成年人因其体型、力量、地位、阅历和对资源的控制，而对儿童拥有权力。因此，儿童与成人的互动通常是不平衡的，横亘着巨大的权力鸿沟。如果孩子们要成长为能干的成年人，他们必须学会与他人平等相处。而这一点，他们基本上只能通过与其他孩子互动来练习，而非与成年人。
童年文化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教孩子们如何在没有强大外部权威干预的情况下，与同龄人打交道。孩子们在社交游戏中不断地练习这一点。要想和别人一起玩，你就必须关注别人的需求，而不仅仅是你自己的，否则别人就会退出。你必须克服自恋，学会分享，学会以尊重他人想法的方式进行协商。你必须学会在主张自己需求的同时，理解并努力满足玩伴的需求。这或许是人类为成功生活所必须学习的所有技能中最重要的一项。没有这种能力，就不可能有幸福的婚姻、真正的朋友或合作的工作伙伴。
学习如何与人平等相处，是在童年文化中成长的首要价值，它也是孩子们能从同伴身上学到所有其他东西的基础。孩子们与同伴的交流之所以比与成人更真诚，他们之所以能更好地与同伴练习独立与勇气，之所以能更好地与同伴学习规则的可变性，之所以能比与成人更自由地与同伴练习成人技能，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与同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而非支配与从属的关系。
我们几乎摧毁了它
在上文中，我大多使用了现在时，但可悲的是，过去时或许更为贴切。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限制儿童的独立活动（其社会变迁在信函 D4中有述），我们几乎摧毁了童年的文化。正如我在近期发表于《儿科学杂志》的文章中所述，我深信，这种摧毁，正是过去60年来儿童焦虑、抑郁乃至自杀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长大后并不真正懂得如何做个成年人，因为他们小时候几乎没有机会去练习。
然而，还有一线生机，一个我们成年人未能彻底扼杀童年文化的原因——那就是互联网。我们创造了一个孩子们在没有成人陪伴的情况下，基本无法在物理空间聚集的世界，但孩子们找到了另一条路。他们在互联网上相聚，在网上玩游戏、交流，在网上创造他们自己的规则、文化和与人相处的方式，在网上嘲弄成人、蔑视成人的规则。他们，尤其是青少年，通过短信和社交媒体与朋友分享思想和情感，并且在寻找维护隐私的新方法上，总是比他们的父母和其他成年人领先几步。毫不奇怪，现在我们又看到成年人试图从孩子们手中夺走这份自由（参见信函 #45）。
进一步的思考
你可能会好奇：有什么证据表明孩子们正以我所描述的方式从互联网中受益？确实，证据很多，其中一些我在信函 D3 和 D7 中有所描述，但我计划在未来的一封或多封信中提供更多证据来补充。
那么，你对此有何看法？这个 Substack 平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讨论的论坛。你的想法和问题，无论我们观点是否一致，都会受到我和其他读者的珍视与尊重。读者们深思熟虑的评论和问题，将为所有人增加这些信函的价值。
参考文献
Corsaro, W. A., & Eder, D. (1990). Children’s peer cultures. Annual Reviews of Sociology, 16, 197-200.
Eibl-Eibesfeldt, I. (1989). Human ethology.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Harris, J. R. (1998). The nurture assumption: Why children turn out the way they do. New York: Free Press.
Lancy, D. F., Bock, J., & Gaskins, S. (2010). The anthropology of learning in childhood.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Opie, I., & Opie, P. (1984). Children’s games in street and playgroun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iaget, J. (1932, 1965). 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 New York: Free Press.
Turnbull, C. M. (1982). The ritualization of potential conflict between the sexes among the Mbuti*.* In E. G. Leacock & R. B. Lee (Eds.),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band societies, 133-1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ouniss, J. (1994). Children’s friendships and peer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networks and support. In F. Nestmann & K. Hurrelmann (Eds.),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75088. Berlin, Germany: Walter de Gruyter.
注：本信函是我几年前在我的《今日心理学》博客上发表的一篇同名文章的修订版。